新中国金融业变迁及其特征:基于金融职能变化的视角

作者:清北知网查重系统     发表时间:2020-05-17 19:03:08   浏览次数:44


  内容提要:新中国近70年的金融变迁复杂而曲折,大致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在革命战争时期金融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新老解放区金融的整合,构建起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之后适应社会经济体制的需要迅速确立以“管资金”为职能的相对单一的金融体制。改革开放后近40年,中国金融渐趋实现了由“管资金”向“调市场”转变,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利用金融职能的转换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互联网金融引领的“互联网+”模式无疑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鲇鱼效应”,金融领域创新迭出,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众多方面开始领先于国际水平;而普惠金融体系的确立,又使金融职能越来越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关 键 词:新中国/金融职能/金融变迁 

  标题注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7BJL001)。

   作者简介:兰日旭(1971- ),男,福建武平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理论和近现代金融史、中外经济比较研究。北京 100081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①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无疑使金融一直成为学术界、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领域;但从新中国金融近70年的变迁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50年、60年,最新的也就写到2011年②,而对于之后则无相应接续研究,之前研究中的某些领域也存在明显不足,极少从金融功能的视角来分析其变迁。本文尝试从金融功能变化的角度分析新中国金融变迁的历程,从中梳理和归纳其演进的特征及其对当前和今后金融进一步发展的经验借鉴。

  一、新中国金融发展轨迹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中心。它涵盖了与物价有紧密关联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体系,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诸多方面③。而在新中国成立至今,金融各个领域的内涵、业务、职能等都曾发生过巨变。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金融发展相当曲折,从金融功能变迁的角度来看,变迁轨迹明晰,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是新中国建立至1952年期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迅速建立起来。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各个时期所建立的金融业,它们以集体或国家的资本为主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方式一直承续下来;1948年12月1日在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则拉开了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体系组建的序幕。之后,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④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不断对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金融机构加以分类整合,最终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相对简单的金融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为核心渐趋对不同类型的货币按期兑换,迅速结束了混乱的货币现状,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新中国金融的构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新中国建立初期严重通货膨胀的平定和物价的稳定、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1953年至1978年期间,“管资金”职能的确立。借鉴前苏联做法,中国快速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中国金融业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办法,国家信用替代了商业信用,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金融机构日趋萎缩,农业银行三立三撤,中国银行等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再开展国内保险,只从事极为有限的海外保险业务,管理职能划入了中国人民银行。这样,金融机构几乎高度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在此之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经曲折,虽然对金融体系有所调整,但整体上维持了结算、出纳等职能为主“管资金”为形式的单一功能。

  三是1979年至1993年,现代金融体系的恢复和发展,但其功能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游移。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从此,中国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形成了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等构成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和多样化金融市场体系。在此期间,国有银行仍然身兼两任,既经办政策性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业务,距离真正的银行还存在很大差距。金融市场获得一定程度发展,规模极其微小,仍存在诸多掣肘。金融改革的目标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游移,期间探索了十几种模块以图融合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效果差强人意,无法打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症结。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终结了金融改革在“管资金”与“调市场”功能之间的论争。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⑤由此拉开了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大幕,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从无到有,由地方政府主导下多部门管理和发展逐步向中央统一管理集中过渡。

  四是1994年至今中国金融发展实现了“调市场”定位,金融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现代金融领域,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明晰了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责,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之后中央银行的目标、手段、调控方式等得到不断创新和完善;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改革也得到了深化,至今已经有92%的项目实现了完全或部分的放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促进了4家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经过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使国有银行由之前的“技术性破产”转型为排在全球前十的大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多年蝉联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等银行类机构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加快了改革与发展进程,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实现了商业化改革;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2003年建立和完善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上强化了审慎监管,加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力推进金融法制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金融人才的培养机制,金融服务水平获得巨大提升。在互联网金融领域⑥,2013年余额宝牵手天弘基金所衍生出的无门槛、高收益的互联网金融行为,揭开了中国纯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序幕。2013年6月余额宝的出现,到2014年2月26日,其用户数就达到了8 100万、资金突破5 000亿;用户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超过了有二十多年发展历史的沪深股市的有效户数,而与余额宝相联接的天弘基金,更是从一家小基金公司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上升为基金业的领头羊。余额宝的行为,在社会各界迅速引发了“鲇鱼效应”,以P2P、众筹等为核心的纯互联网金融模式迅速崛起,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互联网理财与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六种模式均得到全面发展。之后,“三无”条件下崛起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断得到规范,各个模式相继纳入到“一行三会”的现有监管体制中,实力增强,以“BATJ”(百度金融、蚂蚁金服、腾讯、京东金融)为中心的四大互联网金融巨头的品牌价值估计和用户数已经或将要超越任何一家现代金融组织,而它们跨界经营的行为打破了现代金融的能力边界,迫使现代金融加快多元化建设步伐,使互联网金融与现代金融呈现融合发展态势,促进了金融秩序的构建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等领域已经领先于国际水平。2017年四大国有银行分别与“BATJ”建立密切合作,推进科技金融的发展;而四大银行在2017年6月相继建立了普惠金融部门,则大大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更加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二、新中国金融发展特征

  中国金融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走向了以“管资金”为核心角色的单一金融制度,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短暂的“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的游移后,迅速确立了“调市场”的核心地位,金融快速朝多元化发展,而2013年纯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改变了中国金融原有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方向转型发展,现代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趋势,大大提升了中国金融的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纵观新中国金融的这一发展过程,明显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中国金融发展呈现阶段性发展态势。从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今,中国金融的发展基本可以划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前30年,金融发展的主线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单一的金融体制,围绕“管资金”的功能充当财政部门的出纳;根据这一阶段的情况,金融发展又可以细化成两个小阶段:1952年之前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阶段;1953年以来,单一金融体制的形成及其变迁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金融发展的主线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和确立的背景下,日益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多元化金融体制,建立了“调市场”的金融功能。依据中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大致可以再细分成两个阶段:1993年之前,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金融体制基本形成,但其功能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游移;1994年之后,多元化金融体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调市场”功能完全确立,在金融管理体制上逐步建立以“一行三会”为主体的分业管理经营体制,而随着金融多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虽然在体制上仍然维持分业经营模式,但在经营上已经迈向了混业经营格局。

  二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以政府主导下强制与渐进变迁并存,日趋以渐进变迁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巨变,但在路径选择上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具有政策导向下强制与渐进演进并存的趋势。新中国建立之初,根据《共同纲领》,中国围绕中国人民银行对官僚、民族、外资等不同资本成分的金融组织进行分类整合,以构建起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中心,限期对不同种类的货币加以兑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币制度。1953年之后,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金融发展则快速集中到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中,功能萎缩到“管资金”的结算、出纳角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先把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合作办公中独立出来,恢复中国人民银行系统、银行秩序和必要的规章制度。之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和建立起来;到1993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单一金融体制向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转变,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金融业务迅速扩大和发展。此时,金融的基本功能逐步得到恢复,只是还处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游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发展也还很不规范。1993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1994年以来,中国金融在政府政策的推进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立,货币政策工具日益多样化、目标明确;在银行类机构中通过财务整理、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等步骤,提升自身实力、完善了公司治理,至今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业务经营更加多元化;非银行类机构的改革日益深入,业务更加多元;金融市场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金融功能上,中国已经完全确立了“调市场”的角色。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中国政府延续了现代金融改革和深化的渐进方式。对源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政府采取了开放包容、先松后紧的政策,由此使中国互联网金融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体量和规模上超越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互联网金融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行为,迅速在中国金融中形成了一股创新浪潮,提升了中国金融的竞争能力,甚至在某种范围内有可能使中国金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赶超的趋势。

  三是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相对一致性。金融是经济的血脉,经济决定着金融发展的轨迹。“经济决定金融是不变的道理;离开了经济基础的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还是金融宏观调控,都将是无源之水。”⑦而金融本身又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行业,与经济其他行业之间能互相渗透。“在当代,金融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经营着货币、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商品,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系统,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早已超越了传统金融对经济的从属性、被动性地位,金融在经济中不仅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所以,讨论金融与经济的分离,不是指经济不能决定金融,也不是强调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而是指金融自身的存在、活动、发展和演化不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有其自身的特定形式和规律性。”⑧通过对新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明显看出金融发展虽然相当曲折,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是相对吻合的。在金融功能萎缩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产业单一。这点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前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平定恶性通货膨胀,中国金融发展上就集中在金融体系统一到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务之中、结束混乱的货币制度并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之后,随着重工业发展策略的确立,在资金高度紧缺的中国,必然需要建立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与之相匹配,调动一切资金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只是这一时期深受各类政治运动干扰,金融功能无法发挥,经济也遭遇大起大落。

  在金融发展较好的时期,中国经济呈现较快发展趋势。这点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变迁中得到佐证。1979年至1993年之间,中国明确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存在巨大争论,由此反映在金融发展上,中国虽然确立了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多元化现代金融体系,但在金融功能上则停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的游移,由此也导致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程度背离,引发经济过热等问题。伴随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后,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晰了金融发展的目标,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和金融商业化改革。这样,在金融功能的定位上,中国完全转向和确立了“调市场”的目标,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困局,资金流动存在“避实就虚”的趋向,加剧了中小企业的“麦克米伦缺口”、中下层民众融资和理财难题,而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又使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上升,对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现有金融存在的抑制现象,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在此背景下,以P2P、众筹为主体的纯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在开放、包容、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下,部分弥补了现有金融服务的不足,覆盖了在时空、人群、企业等方面的原有金融服务盲区,部分降低了“融资难”的现象。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搅动了整个金融领域在技术、产品、服务上的创新浪潮,推动了中国金融领域中的诸多方面渐趋领先于国际水平,在模仿与创新、市场与政府关系处置等众多做法上又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镜鉴⑨。

  四是金融业发展中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但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中国金融完全在政府政策导向下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元化金融格局向单一的金融体系的转变,金融功能日益集中到结算、出纳为内容的“管资金”角色,以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求。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不断把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化功能剥离出来,设立相应的金融机构,但新设立的机构仍然肩负着政策性与商业性任务;金融市场的发展则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多部门管理中行政化色彩极其严重。“从某种程度上来分析,中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范围已经超出市场失灵的范畴,政府的有形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闲不住的手’,甚至以牺牲整个市场效率为代价对市场进行调控。”⑩以致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出现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症结。1994年以来,伴随政策性与商业性职能的分离,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体系发展中金融功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上由地方主导下多部门管理体制渐趋向中央统一集中管理转变,至今其行政化干预程度逐步降低,市场化日益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决定性资源配置手段。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发挥更重要作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再次指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在新中国金融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直接融资获得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日益模糊了市场与机构之间的界限,呈现跨界经营趋势,但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还占据着绝对优势。同时,中国金融发展基本上与政策变迁同步,具有政策导引下螺旋式发展趋势,这些均成为中国这一时期金融发展中的鲜明特征。

  三、新中国金融变迁经验

  在近70年的金融发展变迁中,新中国金融业虽然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经历,但它给今后金融进一步演进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一是金融发展中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金融的变迁中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化——非市场化——市场与政府间“游移”——市场化的过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适度均衡时,中国金融发展相对较为顺利。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高度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用政府手段替代了市场,虽然在资金紧缺的条件下有利于政府集中有限的资金以实现重工业发展战略,但是长期的政府干预,根本无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金融功能的完全扭曲、经营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资金的最佳配置。在此背景下,一旦政府干预过度和政策措施的偏差,必然导致金融无法反应到经济发展的需求上,在“政治挂帅”下引致了金融发展的高度紊乱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到1993年之间,在金融发展上,中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游移,一会儿以“管资金”为核心的政府干预为主,一会儿又以“调市场”为主的市场功能多一点,此时中国虽然采取了多种模式以实现两者间的均衡,但效果并不理想,由此也导致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各种紊乱困局。1994年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金融发展上政府干预明显减少了,市场功能渐趋确立起来。在此之间,中国有效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阶段。2013年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则完全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间采取适当均衡,给予它们充分的创新与发展空间。这点,不仅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报告中均有相应表述,而且还在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表述的更加清晰,“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要制定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摸索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委才对互联网金融各个模式划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中,制定和出台相关管理细则,并给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定的调整时间。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均衡,无疑对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缩小与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中国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金融发展中有效处理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正如前述,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两者关系得到有效处置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相得益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1)经济与金融之间关系顺畅,中国经济必然获得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比较正确地认识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就比较健康顺利,它在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就也越大。”(12)在改革开放之前,金融变迁虽然顺应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但金融功能却长期被抑制,金融的资源配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反而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人为冲击,由此引致了金融对经济作用的缺失,经济也在各种政治因素的冲击下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良好关系逐步被中国政府所认识和践行,由此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两者关系由被动顺从向主动适应转变,至今金融越来越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之中。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三是金融发展中监管与创新的有效均衡。危机与金融相伴而行,金融危机则是社会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处于从属地位,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独立发展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发生金融危机,危害金融安全。”(13)我们在推进金融发展、提升金融竞争力的同时,如果金融监管与创新得到有效处置,那金融必然能够获得较快发展;若得不到有效平衡,可能出现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或者像改革开放之前那种金融功能完全被抑制,无法发挥对经济服务的促进作用,金融只是财政的一个附庸,充当结算、出纳为主的“管资金”单一角色;抑或放任金融的发展,引致虚拟化泡沫,资金“避实就虚”,金融风险累积,可能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潮。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金融变迁过程来看,我们一定有效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给予金融一定的创新空间,但同时我们也要对金融的发展进行适度监管,“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金融变迁过程的梳理及特征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新中国金融的变迁虽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金融功能被严重抑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充当结算、出纳为形式的“管资金”单一职能,后一阶段在经历一个“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的短暂“游移”之后,至今基本实现向“调市场”的定位和转变。在此过程中,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在政府政策适度指引下越来越向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本质回归;二是新中国金融的变迁路径在强制性与渐进性之间波动,但日益以渐进性变迁为主。新中国金融体系建构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金融业基础之上,承续了以集体或国家资金提供金融服务的做法,在改革开放前经过两次强制性变迁之后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了金融发展的规律,更多以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维系了金融的稳定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在此变迁过程中,政府行政化色彩日益降低,市场化程度大大加深,有力地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撑;三是在近70年的金融变迁过程中,中国较好地处置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金融功能虽然人为地被萎缩,时常受政治性运动冲击而激烈波动,无法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借助政府手段把有限的资金应用到国家重点建设的目标之中;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金融业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转变,驱动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①《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opnew/201707/20170700005143.shtml.

  ②比如,尚明主编《新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6)》,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李扬等著《新中国金融6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李德主编《新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

  ③黄达《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283576.

  ⑤《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3/112203199341.html.

  ⑥兰日旭《中外金融组织变迁:基于市场—技术—组织视角》,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⑦李扬等著《新中国金融6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页。

  ⑧张小军、马玥主编《读懂中国金融》,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⑨参见兰日旭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镜鉴”,《产业与科技史研究》,2017(2)。

  ⑩胡汝银主笔《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11)习近平《做好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4/26/c_1120879349.htm.

  (12)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6)》(第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5页。

  (13)《重磅!解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716/1553271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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